第39章 世界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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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反应最快。
协议签完后的第三天,埃维利亚把一份截获的內部通讯放到奥马尔桌上,是国务院给驻开罗使馆的电报。这份电报在的黎波里时间下午四点发出,从它的优先级標註来看,是当天华盛顿工作时间开始后第一批发出的文件之一——这说明利比亚石油国有化最终完成的消息,在华盛顿的工作日一开始就已经进入了需要立即处理的事项清单。
电报长度不长,核心是两件事:第一,要求驻埃及外交官评估利比亚石油国有化是否会引发地区连锁效应;第二,立即启动针对利比亚石油出口的替代方案调研,评估若鹰国联合盟友减少採购,对利比亚財政的压制效果。
马哈茂德把第二条看完,“减少採购,”他说,“他们在想用购买量来压我们。”
“已经想了不止一次了,”奥马尔说,“但他们每次想到这里,都会被同一件事挡回去。”
“什么事?”
“利比亚的油在地中海,”奥马尔说,“欧洲的炼油厂离我们比离中东近,运费少,品质高,苏伊士运河走不走对我们没有影响,对中东油有影响。他们减少採购,欧洲不一定跟著减,欧洲不跟,他们的压制就是半截的。”他把那份电报合上,“把这份归档,等他们下一步动作出来再看。”
下一步动作三周后出来了,是国务卿发出的一份对盟友的外交通报,措辞非常外交,但中心意思是:利比亚此次石油国有化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建议盟友在相关政策上保持一致,避免给其他產油国提供效仿的鼓励。
奥马尔看完,在上面批了一行字:等欧洲的反应。
“他们这份通报,”马哈茂德说,“发出去有用吗?”
“要看欧洲怎么接,”奥马尔说,“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欧洲和他们保持一致,利比亚在出口方向上就会受到足够的压力,迫使我们在某些条款上让步。但这个逻辑有一个前提——欧洲愿意为了他们的战略利益,放弃对自己有实质好处的便宜石油。”
“欧洲会愿意吗?”
“从我们开始推第一阶段到现在,五年,”奥马尔说,“他们有五年的时间在评估。他们的结论和鹰国的相似——代价超过收益。”他停了一下,“但他们比鹰国更清楚一件事:利比亚的油在地中海,运费比中东油少,品质好,欧洲的炼油厂不需要走苏伊士运河。这个地理优势,不是华盛顿的通报能抹掉的。”
欧洲的反应比他等的慢,也比华盛顿希望的要软。
两周后,马哈茂德把欧洲各国的反应摘要放到桌上,“你看看,”他说,语气里有一种他平时没有的东西——不是惊喜,是那种一件事按照预判的方向走了之后那种平静的满足。
奥马尔翻了翻,西德的回覆是“正在评估相关影响”,义大利的是“希望与各方保持对话”,荷兰直接没有回覆,每一个都是外交语言里最软的那种,翻译过来就是:我们听到了,但我们不打算跟。
“西德那边,”马哈茂德说,“他们的驻利比亚商务代表昨天还来拜访,问下一批石油合同什么时候可以谈续签。”
奥马尔把那份摘要合上,“华盛顿那份通报,”他说,“就当没发。他们自己去消化。”他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就是一个陈述,是確认了判断的那种平。
马哈茂德把摘要收起来,“你早就知道欧洲不会跟。”
“我知道地图,”奥马尔说,“地图会告诉你谁的利益在哪里。”,说希望利比亚在国有化进程中保障相关方合理权益,並表示愿意就相关补偿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就这两句话,没有制裁,没有任何实质施压动作。
这份声明在伦敦內部是经过相当的爭论才出来的——埃维利亚拿到了一份雾岛议会內部的辩论记录摘要,里面有人要求政府採取更强硬的立场,但財政口的人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强硬,利比亚的油卖给法国,我们英国的炼油厂去哪里找等量的替代?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好的答案,爭论就此搁置,声明按最软的版本发了出去。
马哈茂德把那份摘要看完,“他们內部有分歧。”
“有分歧是好事,”奥马尔说,“有分歧说明他们里面有人在算实际帐,算实际帐的人算完了,就知道强硬的代价是自己付的。”
奥马尔把那份声明看了一遍,“雾岛这次说了两句话,但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已经接受这件事发生了,现在谈补偿。”
“他们接受了?”马哈茂德问。
“他们用了五年想清楚了,”奥马尔说,“他们比鹰国更清楚这里的地面结构,他们知道有些东西一旦开始动就不会停,所以他们很早就把力气放在怎么撤得体面上,而不是怎么阻止。”他把那份声明推到一边,“声明里说的补偿谈判,是他们给自己保留的工具,不是为了真的要到很多钱,是为了在国內有个交代。”
“那我们配合他们谈,”马哈茂德说,“把补偿谈成他们国內能交代的数字。”
“配合,慢慢谈,给他们时间把这件事在国內处理乾净。”奥马尔停了一下,“体面的退场,比闹翻了有价值,他们以后还是要买我们的油的。”
马哈茂德把这个逻辑想了一下,“你在给他们一个台阶。”
“我在给我们一个长期客户,”奥马尔说,“顺便给了他们一个台阶。”
那个“慢慢谈”很快就开始了。
雾岛方面派来的谈判代表是外交部的一个高级官员,五十岁出头,进来的时候西装笔挺,一坐下就把一份他们准备好的补偿框架草案放到桌上,开门见山,“利比亚方面在国有化过程中对英国石油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我们希望通过这份框架进行合理量化……”
奥马尔等他把这段话说完,没有打断,“您带来的这份框架,”他说,“我看了,”他把那份草案翻到第二页,“这里有一个数字,是贵方估算的未来二十年的预期收益损失。”
“是,”那个官员说,“按照国际惯例,国有化赔偿通常包括……”
“我对惯例是了解的,”奥马尔说,“我也理解贵方在国內需要一个可以向议会交代的数字。”他把那份草案合上,推到一边,“我有一个建议,不用惯例,用一个对双方都更实际的方式来谈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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