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3章 文武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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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文人的思想慢慢变了，儒家的理念也慢慢变了。

由汉唐的“刚健有为”，渐转为宋明的“內敛守成”；

由“兼济天下”的豪情，退化为“独善其身”的谨慎；

由“华夷之辨”的凛然，弱化为“息事寧人”的妥协。

到了宋代，文人的形象已经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顏如玉”的书生。

他们皓首穷经，他们吟风弄月，但他们不识五穀，不知兵事。

苏东坡那样能写“大江东去”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大多数文人，连马都骑不稳，更別说上阵杀敌。

他们对战爭的理解，来自兵书，来自史书，来自想像，然后用这些想像去指挥战爭，结果可想而知。

宋代“將从中御”的荒诞制度，便是如此：

皇帝和文臣们躲在汴梁城里，用阵图和文书指挥千里之外的军队，外行指导內行，不败才怪。

而文臣集团发自本能地厌恶战爭，其实是最现实的利益考量：

战事一开，武將必然立功；武將立功，地位必然上升；地位上升，权力必然膨胀；

武將膨胀的兵权、財权、话语权，必然挤压文臣的生存空间与实际利益，动摇他们文治话语权。

至於“恢復汉唐旧土”，喊喊口號尚可，真要付诸行动？

算了，太危险，太费钱，太容易让武人坐大。

文武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彼此敌视，彼此制衡，再也回不到汉唐那种文武一体的气象。

文臣视武將为粗鄙，武將怨文臣为掣肘。

一旦朝中言战，文臣必齐声反对：“兵凶战危，劳民伤財，胜则武將权重，败则国本动摇。”

是以两宋三百余年，除岳飞等寥寥数人外，罕有主动经略四方之志。即便面对辽、金、蒙元步步紧逼，亦多以岁幣、和议苟安一时，终至亡国。

这一点，放在大明朝堂，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

朱元璋起於布衣，身边跟著的是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冯胜、……这帮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老兄弟。

这些以勛贵为主的武將集团，在开国的头几十年里，把文臣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那帮骄兵悍將，是朱元璋的老兄弟，除了尊重朱元璋外，又怎么会把其他人放在眼中？

文臣们只能缩著脖子做人，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可朱元璋终究也逃不过帝王私心。

他为太子朱標迎娶的正妃，是开国第一猛將常遇春之女；

嫡长孙朱雄英，便是常遇春的亲外孙。

这一层结姻，用意再明显不过：

朱元璋要將淮西勛贵这股最强大、最忠诚的武力集团，通过血脉传承，牢牢绑定在太子、皇孙一系，確保大明江山万无一失。

但这不符合文臣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