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5章 英国共產党的发展之路（1921-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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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时代与英共的缓慢调適（1927-1929）

隨著德国模式日益稳固、义大利战役胜利、波兰危机政治解决，特別是1928年柏林共產国际代表大会確立新战略，世界共运的中心和风向標明显向柏林倾斜。

《柏林行动纲领》强调“多元化革命道路”、“重视经济斗爭和群眾生活”、“准备应对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些对深处老牌资本主义帝国、革命条件似乎不成熟的英国共產党，提供了新的思考框架。

英共內部格局发生缓慢变化：

领导层更迭与路线辩论：

原主要领导英克平等人的影响力因总罢工失败和对莫斯科路线的僵化追隨而下降。

以年轻的工会活动家哈里·波立特和知识分子约翰·罗斯·坎贝尔为代表的“新务实派”开始崭露头角。

他们认真研究德国资料，主张英共应：

不再仅仅是鼓动罢工，而是学习德国，帮助工会建立更有效的互助基金、教育项目，参与工厂层面的权益斗爭，积累实际领导力。

关注日常生活议题，將宣传与失业、住房短缺、医疗匱乏等具体问题结合。

灵活对待工党，在坚持独立批评的同时，不放弃在地方和工会內与工党左翼合作的可能性，试图从工党內部施加影响。

而且英共的同志们开始有意识地將英国本土的斗爭与爱尔兰、印度、埃及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繫起来，这是德国国际战略中强调的一环。

隨著党员数量缓慢增长，到1929年夏季，英共估计达到约一万两千人。

支持者圈子有所扩大，特別是在失业严重的南威尔斯煤矿区、克莱德赛德造船区、伦敦东区。他们建立了一些失业工人委员会、租户联盟，並尝试组织合作社。

在牛津、剑桥等大学，社会主义学会中同情乃至加入英共的进步学生数量有所增加，他们成为理论研究和宣传的重要补充。

在国际联繫方面。英共与柏林的联繫逐渐加强，德国通过共產国际渠道，向英共提供了更多关於经济分析、工会组织、社会保障体系设计的非公开材料。不少的英共干部被秘密派往德国或奥地利学习考察。

目前英共所面临的压力：

政府镇压：麦克唐纳政府（无论是工党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在资產阶级压力下，对“红色威胁”的打击力度加大。

警察监视、渗透、骚扰是常態，援引《官方保密法》等法律逮捕激进分子的情况时有发生。

军情五局（mi5）和特別分局（special branch）將英共及其外围组织列为重点目標。

工党官僚的敌视：

工党主流视英共为分裂者和麻烦製造者，利用其在工会的领导地位竭力排挤英共成员。

1929年开始席捲全球的大萧条，在英国造成大规模失业潮，这固然创造了不满和动盪，但初期也导致工人阶级力量因失业而分散，生存压力巨大，组织抗议的难度增加。

飢饿游行和失业示威增多，但转化为有组织革命行动的条件远未成熟。

英国庞大的殖民体系，儘管开始鬆动，但仍能通过转嫁部分危机、维持一定的海外市场和资源供应，缓解国內最尖锐的矛盾，这延长了现有制度的寿命。

截至1929年夏季的当前时间点，英国共產党处於一种缓慢积蓄、內外交困、等待时机的状態。

他们的优势是拥有一个更具现实感、开始关注本土策略的领导核心；在少数工业区和失业群体中有了一定根基；获得了更丰富的国际经验借鑑。

而劣势则在於英共的总体力量依然薄弱，未能突破工党在工人阶级中的主导地位；內部思想仍未完全统一；面临强大的国家机器和资產阶级舆论的镇压与污名化；

英国深厚的渐进主义政治传统和福利体系残余，对革命宣传构成一定缓衝。

最重要的是，英共清醒地认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单靠自身力量在英国触发类似德国或可能法国那样的革命，可能性极低。

他们的策略更多是夯实组织基础，扩大影响力，等待资本主义危机进一步深化、国际局势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以及或许未来由外部危机引发的国內政治巨变机会。

而在白厅的阴影中，辛克莱爵士和他的同僚们，正警惕地注视著这一切。

他们知道英共目前羽翼未丰，但更担心的是那跨越海峡的德国，会通过秘密渠道、宣传和示范效应，为这团英国本土的薪火提供持续助燃剂。

英共的道路，註定比它的欧洲同志们更加漫长、曲折，布满荆棘。

但在1929年这个夏天，伦敦的確有一些坚定的声音，在学习和准备著，等待歷史或许会给予的那个渺茫而艰巨的机会。